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惠州市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惠府办〔2012〕4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办法（试行）》业经十一届1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二年八月十日



惠州市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我市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中共惠州市委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惠市委发〔2005〕3号）和《中共惠州市委办公室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优秀外来人员扎根工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惠市委办〔2011〕2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务工、居住的流动人口携行的未成年子女及街边乞讨、街头卖花、流浪等未成年儿童（以下统称为流动儿童）。
　　第三条 党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村（居）委会、学校、家庭及每个成年人都有保护和教育流动儿童的义务。
　　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有责任参与流动儿童的保护工作，反映流动儿童的合理要求，对有关流动儿童的保护问题提出建议，参与决策，为受到侵害的流动儿童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和申诉提供帮助。
　　社会舆论应谴责侵害流动儿童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流动儿童依法享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和自我教育的义务。
　　第五条 坚持培养、教育、引导的原则，运用经济、行政、教育、文化、法律等手段，保护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第二章 监护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完善流动儿童救助管理和解救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对街边乞讨、街头卖花、流浪等未成年儿童的监护管理。
　　第七条 流动儿童监护人应依法履行以下监护管理责任：
　　（一）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为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二）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教育和影响流动儿童；
　　（三）尊重和保护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让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辍学；
　　（四）不得歧视、体罚、虐待、遗弃流动儿童，不得让流动儿童上街乞讨；
　　（五）不得放任流动儿童任意在外过夜。监护人发现流动儿童有离家出走或逃夜行为，应及时找回，耐心管教；
　　（六）应教育流动儿童遵守公共秩序、遵守法律，发现流动儿童参加非法组织或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时，应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不得强迫、教唆、怂恿流动儿童从事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的活动。
　　第八条 禁止为流动儿童包办、买卖婚姻和订立婚约。禁止童婚。

第三章 部门职责

　　第九条 按照流动儿童服务管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原则，结合本市实际，采取多种形式，逐步解决和完善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门工作机构负责接受相关部门的委托，登记录入流动人口和出租屋信息，建立健全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数据。积极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协助相关部门严厉打击侵害流动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协调综治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青团、工会、妇联、文联、社科联、作协、关工委等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流动儿童的服务管理工作。市流动人口管理局负责指导各地、各部门制订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政策和实施办法，督促各地、各部门认真开展好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多种形式有利于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
　　文明办负责指导和督查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把关爱流动儿童工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体系，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有关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统筹协调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先进经验，营造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把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要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城乡建设计划。
　　监察部门负责对在工作中服务管理不落实、工作严重失职而导致流动儿童发生重大事故、案件的相关责任部门及责任人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对企业用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非法使用童工现象，切实做好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保障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物价部门负责与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流动儿童入学教育收费标准，并检查督促学校按规定收取费用。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指导有关职能部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校园思想道德教育网络阵地，积极开发思想道德教育课件。开展校园文明上网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学生上网的文明意识、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引导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和选择能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
　　公安部门负责严厉打击拐卖、绑架、伤害、猥亵、虐待、遗弃儿童和引诱、教唆、胁迫流动儿童犯罪等刑事犯罪活动。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法制宣传教育，预防流动儿童违法犯罪；加强禁毒教育，增强流动儿童的防毒拒毒意识；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整顿工作，完善和净化校园周边交通、治安环境。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切实维护流动儿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健全流动儿童法律援助网络，充实流动儿童法律援助工作队伍，探索在中小学校设立流动儿童法律援助联系点，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利用自身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法律援助，确保流动儿童在司法程序中获得高效、快捷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教育部门负责流动人口适龄子女义务教育规划和落实工作，同时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检查监督，保障学校安全和教学质量。加强对流动儿童自我保护、安全、法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
　　文化部门负责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主题文化活动，挖掘本地传统文化，充分利用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重大事件纪念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流动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弘扬主流价值观念。依法查处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单位接收流动儿童进入营业场所的违法行为。
　　科技部门负责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教育，通过组织开展科普知识传授、发明创造、科技制作、科学实验等活动，向流动儿童传递科学技术的新信息。引导他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培养创新、献身、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增强他们的科技意识和培养良好的科学素质。
　　卫生部门负责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制，做好流动儿童的健康教育和卫生服务工作，确保流动儿童享有应有的基本医疗服务。
　　人口与计生部门负责协助、指导和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广泛开展性与生殖保健宣传，引导流动儿童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健康交友和自我保护意识。广泛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水平。
　　体育部门负责加强与学校协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规划体育活动场所，引导流动儿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
　　民政部门负责建立完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改进流浪儿童保护设施建设，探索流浪儿童的早期预防机制，健全流浪儿童生活保障制度，并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流浪儿童教育、管理、返乡和安置保障提供帮助，为流浪儿童提供教育培训、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提高民政部门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保护和救助流浪儿童。
　　残联组织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做好残疾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协助民政部门做好流浪残疾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加大对残疾人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助学教育力度，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负责全面协调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做好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输出地政府的联系和沟通，协助和配合做好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服务管理协调工作。及时掌握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情况，指导有关企业、乡镇（街道）、社区建立健全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档案，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及各类矛盾纠纷的防范、疏导和处置工作。
　　规划建设部门负责在组织编制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地区、工业园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将流动儿童活动场所设置纳入规划内容，并按照所制定的规划和建设标准进行行政许可。
　　工商部门负责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执照的管理，并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及时受理流动儿童消费申诉，切实维护流动儿童消费合法权益。
　　税务部门负责对符合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经营给予办理税收优惠。

第四章 协作机制

　　第十二条 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沟通，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健全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落实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流动人口管理部门按照“统一规划、逐步建设、分级负担”的要求，打造“全市统一、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协同服务、综合管理”的政府综合信息系统平台，建立和完善流动儿童基本信息库，为我市贯彻落实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工作和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技术手段。
　　第十四条 各县、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门工作机构，应按照中央政法委关于“人屋共管”的要求和《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的规定，接受其他职能部门委托，统一负责流动人口和出租屋信息采集、日常巡查、居住证受理发放、出租屋登记备案与核销、税费征缴等工作，确保流动人口基本信息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第十五条 流动人口管理部门应强化区域协作，加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联系沟通，实现双向服务、双向管理，建立相互协调、齐抓共管的流动儿童服务管理协作机制。

第五章 权利义务

　　第十六条 流动儿童应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正确行使和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努力使自己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身体健康的公民。
　　第十七条 流动儿童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政治、文化、科学、法律知识和必要的劳动技能。
　　第十八条 流动儿童享有参加文艺、体育、游艺活动和休息的权利，有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流动儿童应自觉遵循以下基本的行为规范：
　　（一）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尊敬父母和师长，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
　　（二）诚实谦虚，接受有益的指导和教育，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并勇于同一切违法犯罪以及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三）加强自我约束，抵制不良影响，不吸烟、不饮酒、不打架、不骂人、不撒谎、不赌博、不偷盗、不逃夜、不逃学、不谈恋爱、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做其他有害自身或他人身心健康的事。
　　第二十条 流动儿童不得参加非法组织或参与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 流动儿童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依法提出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权利。

第六章 奖励处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流动儿童保护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该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流动儿童；对品学兼优，在文艺创作、体育活动、科技发明创造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作出贡献的流动儿童，应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十四条 违反国家、省、市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影响流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损害流动儿童身心健康、侵害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美国许多刑事法律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例如，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为准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依据，美国判例法确定了类型化审查的基本方法。本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阐释判例法理依据的代表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审理经过和案件争点

2007年9月13日，被告人米歇尔·德斯坎普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陪审团定罪，这是一项重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监禁刑。德斯坎普此前曾有5次犯罪前科，其中入室盗窃、抢劫和骚扰等犯罪均系重罪。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检察官依据《武装惯犯法》的上述规定，建议对德斯坎普加重处罚。

德斯坎普主张，其入室盗窃前科并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在该入室盗窃案中，德斯坎普接受了辩诉交易。根据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意图实施盗窃或者任何重罪都将构成入室盗窃罪。尽管入室盗窃罪通常要求破门而入、闯入或者类似的行为，但与大多数州刑法有关入室盗窃罪的规定不同，加州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此，加州刑法的规定比“典型”入室盗窃罪的范围更加宽泛。德斯坎普据此主张，无论其所犯入室盗窃罪是否包含非法进入特定场所的行为，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对称性，都不能将该罪作为《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

华盛顿东区联邦地区初审法院认为，德斯坎普之前所犯抢劫罪、入室盗窃罪和骚扰重罪等前科，均属《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对于德斯坎普的主张，初审法院指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详见下文分析）允许法院查阅特定的文件，包括辩诉交易记录，从而确定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中是否承认自己实施了“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该案辩诉交易记录显示，检察官指控德斯坎普犯罪时破门进入一家商店，德斯坎普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初审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德斯坎普的前科属于“典型”的入室盗窃罪，即《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加重了对德斯坎普的处罚，判处德斯坎普262个月的监禁刑，这比该罪本身应被判处的刑罚多出1倍。

德斯坎普对量刑结果不服，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必须被正式提起指控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当3个前科重罪指控都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加重处罚。

上诉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在量刑时判断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比“典型”犯罪更加宽泛的罪行时，可以通过查阅特定的文件来确定前科的事实基础。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笔录中的认罪答辩，反映出该前科事实符合“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基于修正的类型化方法，上诉法院驳回了德斯坎普的上诉理由，维持了原审量刑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令，认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并不适用于有单一构成要件，但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加宽泛的犯罪。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


二、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两种审查方法

根据《武装惯犯法》的规定，暴力重罪是指任何使用、意图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爆炸物入室盗窃、纵火或者敲诈勒索，或者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且应判处1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为确定被告人的前科是否属于该法所规定的“暴力重罪”，美国判例法确立了类型化方法和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1990年泰勒诉合众国案件（Taylor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确立了“类型化方法”的基本规则，即：比较制定法规定的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即通常所理解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同，或者被后者所包含，该前科犯罪就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相应地，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宽，根据该法认定的前科就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符合“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见，类型化方法关注的焦点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泰勒案件的判决还提到，对于少部分案件可以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即：对于制定法规定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除了审查构成要件，还可以查阅案件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等文件。例如制定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不审阅相关材料，就无法确定被告人的罪行是“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住宅）还是非“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机动车）。因此上述情形下，应当允许法院在量刑时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被告人究竟是基于制定法的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而被定罪。

在2005年谢帕德诉合众国案件（Shepard v. United States）中，泰勒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得到了具体适用。马萨诸塞州刑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除涉及住宅外，还包括船只和汽车。仅凭法律规定本身，无法确定谢帕德究竟基于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被定罪。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材料，包括认罪答辩协议笔录或者法官与被告人的会谈笔录，进而确定被告人究竟是承认闯入住宅还是船只或者汽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需要确定认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只是判断该认罪答辩所涉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相同。近期陆续作出的多个判例进一步强调指出，这种审阅相关法律文件的做法仅适用于制定法规定了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定法有关被告人前科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符合，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宪法的还是实践的理由，上诉法院的做法都是不当的。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德斯坎普案件的判决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判例法规则，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来确定选择性构成要件中的哪个要件是对被告人定罪的基础。如果被告人前科犯罪涉及单一构成要件，就不能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