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修宪问题

刁 桂 军
（武汉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3）

提要：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宪法虽然只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是从产生、修订到实施，处处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历了四次修改，并且都是在一片赞成声中以压倒性票数顺利通过的。本文就我国修宪问题探讨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提出修宪成本这一现实问题。
关键词 ：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毛泽东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１４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２８６３票，反对１０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大法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 徐国栋 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2]肖泽晟 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利控制的宪法学[M] 科学出版社，2003，138页
[3]刁桂军 试探我国宪法司法化问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67-69页



刁桂军 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2001级本科生
联系方式：海虹3栋—517 电话：50855834
2004年3月3日定稿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鼓励兴办民营中医药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
　　二、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申请开办高、中等中医教育机构，应当具备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中医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三、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中医药管理机构同意后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本决定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发挥中医在卫生事业中的作用，适应人民群众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保障公民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育、科研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中医系指祖国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药。
　　第三条发展中医事业应当继承、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勇于创新，促进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现代化。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贯彻执行保护、扶持、发展中医的政策；将中医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中医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省的中医事业。省中医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省的中医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中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
　　地方各级计划、建设、财政、人事、教育、科技、物价、工商、税务、劳动和社会保障、药品监督、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发展中医工作。
第二章医疗机构与服务

　　第六条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应当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办好中医医院。综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应当完善中医科室。
　　第七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法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登记，设立合作、合资和其他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
　　鼓励经长期临床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中医人员个体开业行医，经法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依法从事相关的诊疗活动。
　　第八条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坚持以中医为主，运用中医理论和技术，开展诊疗活动。
　　第九条中医医院应当以中医人员为主体，并按照国家和本省制定的标准配备专业人员、业务用房和医疗设备；加强特色专科、专病建设，完善综合服务功能。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应当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为社区群众提供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中医工作的领导，发挥中医在农村防病治病中的优势和作
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评估体系，应当包含农村中医工作的内容。
　　城乡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对口支援；鼓励城市中医人员到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技术协作。
　　第十二条乡村医生应当掌握中医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运用中医技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
　　第十三条鼓励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依法到境外开展中医医疗活动或者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十四条中医人员应当提高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弘扬中医传统的高尚医德医风。

第三章教育和科研

　　第十五条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发展中医教育，逐步形成规模适度、专业结构合理、与中医事业人才需求相适应的中医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医医学继续教育制度。
　　第十六条建立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的评选制度，培养中西医结合复合型人才。鼓励西医和其他相关学科人员学习研究运用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倡导中医人员学习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的继承和发展。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专项措施，做好名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总结继承工作。
　　在继续办好中医学校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医师承教育。名中医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带徒授业。
　　第十八条建立名中医培养和评选制度，积极引进优秀中医人才，加快中医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业务技术骨干队伍的建设。
　　对健康状况许可、本人自愿、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名中医，由所在单位申报，经设区的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后，报人事部门批准，可以延长退休年龄。
　　第十九条每年１０月２２日“国际传统医药日”为全省中医宣传日。
　　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新闻出版部门以及有关学术团体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在全社会普及中医知识。中小学健康教育应当包括通俗易懂的中医常识。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增加中医科研投入，重视中医基础性研究和技术开发，将中医科研纳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中医科研机构建设。
　　中医机构应当积极开展以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疾病为重点的临床应用研究，加强民间中医药的开发研究。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单位和个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中医药产业，采取措施扶持发展中医药高科技产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中医药企业，享受国家和省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鼓励兴办民营中医药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出版，在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
　　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捐献具有独特疗效的民间中医诊疗方法和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
　　第二十三条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要加强中医科研的协作攻关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单位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其中医职务技术成果的，应当从其转让费或者使用费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二十的金额，作为报酬支付给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药材的开发利用和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保护。
　　中药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规范中药材的加工炮制，提高中药饮片质量。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单位要运用中医理论和新技术，加快研制开发中药新产品、新剂型，推广中医药科研成果，开拓中医科技服务渠道和技术市场，促进中药高科技产业发展。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事业费实行预算单列，并增加对中医事业的财政投入。
　　省中医事业发展基金，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安排的中医专项经费，必须用于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支持中医事业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资助中医事业发展，并按照税法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鼓励利用境外资金，通过捐赠、合作、合资等方式发展中医事业。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社会力量按国家有关规定，兴办中医非基本医疗保健事业，推进中医非基本医疗保健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
　　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特需服务，适应多层次的中医医疗保健需求。
　　第二十九条获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资格的中医医疗机构，可以作为统筹地区全体参保人员的定点医疗机构。
　　第三十条建立合理的中医价格机制，中医特色技术劳务收费标准，应当体现中医劳务价值。
　　第三十一条中医医疗机构经有权部门批准可以自制特色中药制剂，在本单位临床使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该中药制剂，应当视为中药饮片，所发生的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予以支付。
　　第三十二条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倡导和鼓励学术争鸣，繁荣中医学术。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省中医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中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组织实施中医事业发展规划、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
　　（三）负责中医全行业的管理；
　　（四）管理中医事业经费；
　　（五）指导中医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中医管理力量，履行中医管理职责。
　　第三十四条下列中医工作应当有中医专家参与或者以中医专家为主进行评议：
　　（一）科研课题立项和成果鉴定、评奖；
　　（二）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四）省中医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中医工作。
　　第三十五条申请开办高、中等中医教育机构，应当具备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中医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第三十六条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省中医管理机构审查，符合规定的，由省中医管理机构出具中医医疗广告证明。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得承办、代理、发布未取得中医医疗广告证明或者与中医医疗广告证明核定内容不相符的中医医疗广告。
　　第三十七条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中医药管理机构同意后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六章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八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贯彻执行中医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对促进中医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
　　（二）在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捐献具有独特疗效的民间中医诊疗方法和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文物、秘方、验方的；
　　（四）名中医带徒授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资助中医事业发展贡献突出的；
　　（六）在发展中医事业的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从事中医工作合法权益的；
　　（二）擅自改变中医医疗机构执业服务内容和范围的。
　　第四十条擅自撤销中医医疗机构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将处理结果报送省中医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一条挪用、克扣、截留中医事业经费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的；
　　（二）未办理执业登记手续开展中医医疗服务的；
　　（三）未取得中医执业资格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的。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四条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中药的生产经营活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