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刀 向 谁 砍 去？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 委 员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医院自律维权委员会 委 员
全国医药卫生人才维权法制学术委员会 副秘书长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合 伙 人
邓利强 律 师

前些年有一首很豪迈的歌乃至现在仍有人不时唱起，歌的头一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什么要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为了保家卫国，中华儿女拿武器进行了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当时的中国百姓把侵华日军称为“鬼子”。那时中华儿女为民族存亡，拿起武器奋起杀敌是应当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就过去了五十多年，虽然日本国内仍偶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出，但中日友好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中日两国如此，世界各国的氛围也大都如此，战争已成为最不得人心的一种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英当局不得不面对“情报门”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在呼唤和平！
国与国之间在呼唤和平，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确立远远早与国家的形成。远古时期人们崇尚血亲复仇、同态复仇，即：一个个体犯罪的后果由其氏族承担，受害的氏族可以对致害的氏族用同样的方式复仇——你砍我一条腿，我的氏族成员同样砍你氏族成员的一条腿做为报复。这种复仇原则在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结束，此时人类从蒙昧的原始状态步入了最早的古代文明社会，人们开始用成文的方式记载自己治理社会的希望和理想——同态复仇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公元前四千年据今已六千多年！六千年过去了，上帝的子民应当更加文明了吧！
未必！今天（2004年2月13日）我再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令我心惊肉跳的报道“患者家属挥刀重伤医生”说得是成都一患者之妻陈某因不满治疗效果挥刀砍伤医生。《京华时报》在A27版报道了这则消息，与以往报道医疗纠纷案件大量渲染的不同，这则报道“冷静”、“客观”，没有深入评论，更没有严厉遣责！而且这则报道是放在A27版，可见我们的新闻媒体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不认为对伤害医生的野蛮行径必须予以遣责！我不得不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
同态复仇是最原始、最野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现在世界早已步入了法治社会，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医生如果不负责任给患者造成损害法律会予以制裁。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刑法》、《刑诉法》等规范此类事件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本案的起因是陈某丈夫的肝癌恶化，多年来的行医经历告诉我“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癌症，其两年存治率本来就不太乐观。这种癌症在手术一年半以后病情恶化很难说是医生的过错，患者的妻子自己“认为手术效果不理想是医生对其救治不力造成的，遂产生杀人动机，导致挥刀伤人”，陈的大刀没有砍向当年的鬼子（她没有这种机会），而是砍向了为其丈夫治病的医生！对此我只想从心底里说：中国的医生太怨了！因为即使以原始的野蛮思路，导致其丈夫病痛的应当是“疾病”，陈某报复的对象应是“恶魔”或“施咒者”（古代人认为疾病是恶魔或他人施咒造成），而不应是为他救治的医生。连这道理都不懂，上帝的子民，你们怎么了！
行凶者的行为让痛恨！社会的麻木让人震惊！无怪于我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恶劣的执业环境让人感到伤心！写到此我不禁要问：如果大家都不当医生，我们的生命能托付给谁？！
我们的社会还不应当惊醒吗？！
人类还不能解决自身疾病的所有问题；现行体制还不能让医生安心看病，这后果不应当让医生以生命和鲜血来承担，让我们拿出一点正义感来共同遣责对医生人身伤害这种野蛮的行径吧！否则大刀不知又要砍向哪位医生！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应如实回答的理解与适用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

　　我国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过程中，关于是否增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即“不得采取暴力、胁迫、强迫的方式证明自己有罪或做出致使自己不利的陈述”，备受社会关注。普遍认为，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能从根源上遏制刑讯逼供，但前提是必须废除原有刑诉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只有一立一废，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转向以平等对抗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刑事诉讼从传统走向现代，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2012年3月14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发布。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第一百一十八条也同时保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不免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议，更有学者认为，嫌疑人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样又形成了冲突，很明显是反映了立法者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不彻底性。应当如实回答真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矛盾吗？实则未必，矛盾不矛盾，关键还是对两条规定进行正确解读，把握其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

一、关于“应当如实回答”

所谓“应当如实回答”，按照通常理解，“就是实事求是的回答，是就是，非就非，既不无中生有，又不避重就轻；既不夸大其问，又不故意缩小。”[①]也即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定的“如实陈述义务”。对于这一义务，结合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两大部分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认定：第一部分是“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然后进入第二部分是“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也即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已经“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的基础和前提下，立法上才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②]可以说，针对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做到应当“如实”回答，而不是“应当回答”，这样的解释结论，也就相当于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可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不仅是在于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义务”，而且否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且需全部如实回答。这样的立法原意造成的直接后果，那就是刑讯逼供的不断发生、屡禁不止。而消除这一不利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旧有立法原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建立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因此，经过多年反复的研究和实践，2012年新修正的刑诉法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孕育而生。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往往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③]在我国有时也被译作“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或者“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等等。[④]我国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予以保障，如今我国新刑诉法引入这一原则，无不是紧跟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项民主、科学的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

按照普通法解释并结合我国刑诉法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项下，犯罪嫌疑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享有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的权利。前者是自由权利规则，后者是沉默权利规则。自由权利规则要求只有基于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回答、自愿的陈述才是合法的证据，只要不是自愿的，无论是何原因，均不予采纳。

因此，凡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均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沉默权利规则则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即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并且犯罪嫌疑人“不回答”也不能被视为态度不好或者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更不能以抗拒回答为由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违反了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将不复存在。总之，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享有是否回答侦查人员提问也即是否陈述的选择权，他没有与侦查人员合作的义务，故完全可以选择不陈述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这也就是充分肯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体现。

三、二者互无矛盾、相辅相成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本意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并且需要全部如实回答。而随着2012年新刑诉法的正式发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引入法条，“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原意将改变，其立法原意将增添新的内涵，那就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要求证实自己有罪提问，犯罪嫌疑人可以不予回答，但是一旦自愿回答提问，那就必须如实回答。

首先，根据第五十条之规定，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下，犯罪嫌疑人享有陈述自由权，也即他可以选择自愿陈述，也可以选择拒绝陈述，立法赋予其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未依照法定程序，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该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不是“应当回答”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要求其供述的问题。这样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侦查模式就顺理成章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了。

其次，根据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陈述，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选择了进行回答，那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就应当做到应当“如实”回答。立法给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他放弃了这一特权而选择陈述，那么就不得虚构事实而误导侦查或者审判，否则就违反了应当“如实”回答义务。

摒弃“应当如实回答”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冲突的错误认识，深刻领会两者间的具体内涵及新刑事诉讼法新的立法本意，方能在实务中正确的加以适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办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注释】：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②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③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④参见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