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职务犯罪成功讯问的五个阶段

　赵国兴


检察机关依法负责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而讯问是侦查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有特殊性，一是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拥有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二是一般无犯罪现场可供勘查，物证较少；三是系智能型犯罪，在犯罪的预谋和犯罪的手段，以及犯罪后反侦查的行为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智能型特点。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讯问工作的特殊地位，侦查人员对出入人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成功的讯问，得到其真实和全面的供述，尤其显得重要。一般来说，讯问对象真实和全面的供述，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它对于侦破案件、了解案情全貌及作案细节，特别是收集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和审查印证其他证据，以形成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都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对职务犯罪成功讯问的阶段性进行了浅显的探索，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为五个阶段，在此做一探讨。
一、讯问前的“准备”阶段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讯问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我们如果将一次成功的讯问比作下不一座楼，那么，准备工作就是它的地基。准备工作的标准是“知己知彼”，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百战不殆”。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讯问对象的个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个人性格、爱好、家庭关系好坏、人缘好坏、工作环境、作案原因、涉嫌罪名等；、现有的证据情况。包括侦查人员已掌握了哪些各类的证据，这些证据哪些能够印证，哪些游山玩水能印证，也就是证据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需要通过讯问得以解决。
二、讯问前期的“观察”和“闲谈”阶段
这个阶段是讯问的开始，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开始面对面。笔者反对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一见面就开始切入主题，直接谈案件的实质问题，甚至开始证言上的交锋。此时，侦查人员首先应该做的是认真观察，就好象中医中的“望、闻、问、切”。观察的内容是：1、观察讯问对象的走姿、坐姿、神情是否自然、气色好坏、穿着的华丽或朴素、是否紧张、携带物品的各类（如：手机的档次、香烟的品牌等）。2、观察讯问对象的言辞。是激烈还是温和；是夸夸其谈不是沉默不语；是强烈对抗不是冷静沉着；表达能力如何等。
通过上述细致的观察，可以进入“闲谈”阶段。此时，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讯问对象的一些相关信息，加上准备阶段的丰富素材，可以与讯问对象开始“拉家常”式的闲谈。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而是在讯问对象牌被讯问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以“柔”的方法化解其“刚”的对抗，也即“以柔克刚”。这时侦查人员可以询问其个人的简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生活经历、夫妻关系、交友情况、个人爱好等。“闲谈”的目的有二：一是逐步控制讯问对象的情绪和情感，消除其对立抵触情绪；二是对讯问对象注入同情心，让他觉得你是为他着想。这样，讯问人和讯问对象就达到一定的“沟通”，从而使他认为你是“通情达理”的人，而对你产生认同和信任感。
“闲谈”阶段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准确把握讯问对象的心理。讯问对象在被讯问时的心理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此时，系讯问之初，讯问对象对于侦查人员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以及讯问人的讯问方式、讯问目的等都心中无数，他很想从“闲谈”中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侦查人员绝不能向其暴露相关信息；二是牢牢掌握“闲谈”的主导权。通常的方式，侦查人员应该是引导式的“闲谈”，这种引导既要达到我们“闲谈”的目的，又不能让讯问对象了解我们讯问的目的。
三、讯问中期的“交锋”阶段
经过前期的“闲谈”阶段，侦查人员要逐步引导讯问对象进入供述案件事实的环节，这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双方斗智斗勇的交锋阶段。
一般而言，交锋阶段。因为当讯问触及到案情的实质问题时，讯问对象一般不会马上如实供述。这时，讯问对象一般具有狡辩、抵赖、否认、谎供等心理，采取软拖、硬抗、欺骗等手段进行对抗，或者避重就轻交代罪行，或者一再表白自己是多么的廉洁，没有经济问题。在此阶段要求侦查人员必须采取恰当的策略攻破其心理防线，当然，用什么样的策略必须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注意到在千变万化的策略中，使用证据的策略占有重要地位。此阶段，侦查人员运用证据可采取引而不发的方式，出示少量的证据以引起讯问对象的思考，让他感觉到其罪行已经暴露。同时，侦查人员必须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耐心，决不能因为相持而减弱成功讯问的信心。
第二个层次是讯问对象的动摇阶段。当然，讯问对象的动摇是建立在双方相持的基础上的。这时讯问对象的心理很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选择继续顽抗，又怕按证据定罪，受到从严惩处；二是想早日摆脱讯问的编排，又怕因拒不认罪使讯问持续升温；三是既想认罪交代，又怕定罪处罚；四是如果认罪，自己的政治生命将会结束，优厚的待遇也不复存在；五是如果认罪，自己所拥有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化为乌有。上述矛盾心理交替出现，使讯问对象犹豫、动摇人。这一阶段对讯问人员而言非常重要，如果将一次讯问比喻为一次战争，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攻敌制胜最为有利的战机，所以，侦查人员一定要把握战机，切记机不可失，机不再来。侦查人员一定要及时运用政策攻心，结合使用证据，促其矛盾心理向如实供述发展，这也是讯问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侦查人员错过这一战机，讯问对象就会出现谎供、乱供等现象。
笔者在这里着重这一下运用证据促其如实供述的问题。因为，政策的说服力是有限的，而适时巧妙地运用证据，应该是促其转变心理的法定。运用证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时机适宜原则。选择怎样的时机出示证据最为有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参考：1、讯问人员就某个事实出示了少量证据，但是，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尚未掌握确凿充分的证据，案件事实证据仍处于无法认定的状态，只要我不开口，他就不可能查清事实。这时，讯问人员可义正言辞，态度严肃地再出示部分证据，但一定要做到点到为止，切忌详细讲述；2、讯问对象在讯问人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教育和利害分析之后，态度已有所转变，但对如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侦查人员再出示少量证据，促其如实供述；3、讯问对象已开始供述，但是蹭出现不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二）客观真实原则。在侦查阶段，讯问人员所拥有的证据真伪并存。但是，在动摇阶段，侦查人员必须出示甄别以后，判断为真的证据。因为，在讯问对象思想处于动摇的阶段，其重要的心理是侥幸心理，所以，如果出示假的证据，就一定会造成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并未获取扎实证据这样的印象，势必增强其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不实证据的出示也会削弱讯问对象对讯问人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将讯问人前几阶段的努力尽弃，使讯问陷入僵局。（三）少量高质原则。也就是用尽可能少量的证据取得高质量的供述。具体方法有：1、分解证据的方法。比如受贿案件，“某时某人在某地点送钱给某人（讯问对象）”这一证据，其内容可分解为：“某时”、“某人”、“某地点”、“送钱”这四个部分。侦查人员在运用证据时，可以这样问，“某人与你有什么来往？”
“某时你有无收受过他人钱的经济问题？”或者“某人在某地与你有什么来往？”等。上述问法比“某时某人在某地送钱给你，有无此事？”这样的问法好。2、证言含蓄的方法。也就是运用证据要尽是不用直白的方式，也不要直接谈出证据内容。比如贪污案件，“他用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人证言，讯问人发问“你用什么虚假发票报销过？”比“你是否报销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言形式好。
四、讯问后期的供述阶段
经过讯问人对讯问对象适时的政策攻心、运用证据等工作，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已被攻破，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证据已被讯问人掌握，事情已然败露，想躲过去已无可能，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认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此时，讯问就进入了后期的供述阶段。此阶段，讯问对象的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依然残留，所以，要的罪行和关键的情节能少供就少供，尽可能地少说目的和动机，极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力争减轻罪责。涉嫌共同犯罪时，他就尽力推脱罪责。上述情况，凸现了讯问对象供述缺乏彻底性、全面性的阶段性特征。
侦查人员做好此阶段的讯问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让讯问对象自由陈述。因为此时讯问人员即使发现其有虚假、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等不实供述，也不要轻易打断，让他完整地供述。在其供述期间，侦查人员可做一些必要的记录（不是笔录），特别是那些不实之处。（二）对于讯问对象不彻底的供述进行再次引导。具体做法有：1、发现供述中的矛盾，并予以点破。供述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述前后矛盾；（2）供述不符合客观规律，如自然条件、客观环境等；（3）供述与其他证据相矛盾；（4）供述不符合会计资料等书面证据。针对上述情况，侦查人员可就这些矛盾让讯问对象充分详细地讲述，讲清具体的细节和经过，而不应立即戳穿他。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1）对讯问对象深追细问，直至问得他理屈词穷时，适时地进行思想政策教育，指明如实供述是其唯一出路，真的假不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将揭露矛盾供述与出示证据相结合。这时的示证仍应坚持上文提到的原则，但是，此时的示证可以更直接，直接点到其痛处，让其更深刻认识到事已至此，唯有如实供述，方可宽大处理。比如，供述与会计凭证相矛盾时，可让其看凭证，促其全面如实交待。2、利用讯问对象与同案犯、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其彻底供述。职务犯罪行为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由行为人自己独立完成的，不可避免地有其他共犯参与，以及关键证人（如会计、出纳）的具体操作，三者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利益。在讯问中，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各自的利己思想。侦查人员可向讯问对象讲明以下事实：（1）首先交待，揭发他人是法定从宽情节。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他不供述同案犯会供述，因为二者都想先供述而获从宽处理；（2）证人必定如实作证否则其会因作伪证而受追究。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合法的如实作证和违法的作伪证的天平前，必然选择如实作证而不受牵连，尽管案发前二者可能是上下级关系。
五、讯问末期的彻底供述阶段
经过双方激烈的交锋阶段，讯问对象在法律政策强力攻心，讯问人由弱到强运用证据的两股力量进攻之下，顽固抗拒的心理被摧跨，畏罪、侥幸的心理已走到尽头，牢固的思想防御体系彻底崩溃，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全面彻底地供述已是唯一的选择，讯问由此进入彻底供述阶段。
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中场搏杀固然重要，但是，扫尾阶段决不能轻视，因为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是侦查人员前四个阶段的艰苦努力换来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侦查人员务必要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善始”更要“善终”，切记“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实践工作中，讯问进行到此阶段，不管是侦查人员，不是讯问对象，都已深感劳累，都想尽快结束讯问工作。为了缓解人文紧张的精神，疲乏的状态，侦查人员可以让讯问对象喝一杯水，抽一支烟，让他喘口气；同时，侦查人员自己也做一调整，恢复一下体力和智力，为取得讯问的全面胜利做好准备。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恢复讯问对象的回忆能力和准确性，为侦查人员下一步制作成功的讯问笔录打下坚实的基础。
稍事修整后，侦查人员要重整旗鼓，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理清讯问目标及范围。这时，侦查人员开始认真制作详细的讯问笔录，制作过程中，要坚持全面细致的原则，查漏补缺。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讯问对象几经交战，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崩溃，思想已经彻底转变，认为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不如主动全盘托出，争取从宽处理。侦查人员要乘胜追击，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并且要紧扣其心理，宜讲揭发他人，立功赎罪，从而减轻罪责的思想，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讯问对象土崩瓦解，彻底投降。侦查人员用上述方法把一份讯问笔录制作完成，其内容不仅包括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还包括哪个证人在案件中有什么行为，同案犯的行为是什么，书证、物证在何处等一系列信息。这样就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充实案件旁证，以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起到重大作用。这样做下来的笔录才能上下通畅，符合逻辑性、客观性，并且具有鲜明的体系以及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意识。职务犯罪的讯问对象因其职务的特定性，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掌握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讯问对象在此阶段所提供的线索极具真实性和根本性和可查性。至此，成功讯问这座高楼可谓胜利竣工。上述五个阶段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也是讯问对象从接受讯问之初的抗拒到彻底交待罪行的心理历程，五个阶段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践工作中，每个案件讯问工作的五个阶段所占的时间比例可能不同，如讯问对象的个体素质、社会阅历不同，可能影响双方交锋时间的长短，但是，侦查人员要运用五阶段递进的规律性来制服讯问对象，取得讯问成功。另一方面，五个阶段的规律性要同一次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法律规定有机结合起来。侦查人员要将自己各阶段计划使用的时间纳于此条法律规定之内，提高工作效率，熟练掌握讯问技巧，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讯问的成功，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胜利。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这一核心中心，举证责任分配是个极为重要且复杂的法律问题，或者可以说，不同的举证分配方案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诉讼结果，如果分配不当，不仅会极大的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破坏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举证责任分配的科学性，是指引民事诉讼公平、良性循环的“衡平器”。通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由民诉法，民事实体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而确定的，或者说，举证责任分配具有法定性、不可替代性和恒定性，在无特殊情形下，审判法官是不能随意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进行自由分配。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法律规定再严密，再周详也难以穷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繁多错综复杂的民事活动和交易关系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现成的法律也难以满足司法实践中的所有需求，这样，无法根据立法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这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最高法院基于立法机关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在立法滞后，法官不得拒绝司法裁判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法官在无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下，允许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解释规定，这一新规定，修补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缺陷，也丰富了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同时对促进司法公正、营造和谐诉讼氛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法官在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的有关问题做一番深入的研讨，期望为进一步规范法官的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权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内涵的概述

　　我国司法解释赋予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既弥补了立法上的不足，也符合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所谓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指办案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无法律、司法解释等具体规定而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基于保障司法公正，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承担的一种诉讼制度。法官这种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司法裁判权的重要体现。

二、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司法原则

　　（一）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按照有关学者的观点，举证责任分配是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仰赖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各种具体原则。具体而言，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准法律缺位”情形时，在保护力度与方式上要尽量向受害者、弱势主体倾斜，依法提供尽可能的救济途径，比如，法官以公平正义原则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通过公正的举证责任分配手段，从而推动案件朝公平正义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个案公正。

　　坚持“能强优配”原则

实践证明，当事人对于待证事实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往往各有差异，在证据的收集能力上，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影响一般要优于自然人，掌握国家权力的自然人又优于普通的自然人；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自然人又优于文化知识欠缺、阅历较浅的自然人，具备法律专业的公民又优于法律知识欠缺的自然人。在个案审理中，法官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时，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强弱、举证能力大小等因素，通常由能力较强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保持诉讼结构平衡，极大地保护了弱者的权益。

　　（三）坚持“证近优配”原则

　　双方当事人因环境与条件不同，从而与证据的距离上有所不同，有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近，有的当事人因主观原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远，按常理而言，离证据的距离最近的当事人更易发现证据，也更易举证，使其举出的证据更接近案件事实；远离证据的自然人，难以接近和发现证据，从而不具备举证条件。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如遇到举证责任分配情形时，首先要考虑被举的“证据”与当事人接触的“远近”程度，从而决定由离证据距离较近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后果。

　　三、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条件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必须符合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顺序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七条规定，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有三个顺序层次：第一，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正置”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的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除特殊规定外，一般都要适用这个基本分配原则；第二，根据司法解释和其它相关规定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第四条的规定，对8种特殊侵权案件规定了由加害人或管理人承担其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该8种特殊侵权案件中，通常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法官自由分配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无法律、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根据不同的案情，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辨明事实真伪的具体要求进行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

　　原、被告在诉讼中首先也要穷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责任要求，如遇到案件的核心证据无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分配原则来获取，而被告举证则不适用法定上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办案法官如经审查判断核心证据可能被一方撑控，如不对举证责任进行第二次分配，显然会导致案件不公正，此时办案法官才能着手考虑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问题。

　　严格来说，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因此，并不排斥举证责任基本分配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在一般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对基本的事实做出举证，或已穷尽完成了举证义务，只有在遇到案件法律上的证据举证障碍时，或者说，不能采用一般举证原则进一步完成举证，这时，办案法官才能考虑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例如，原告赵某在某商场购得美容产品一套，留有购物发票。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赵某出现皮肤溃烂现象，后经鉴定，赵某使用的美容产品属于过期产品。赵某遂将商场诉至法院。在该案诉讼中，原告赵某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就基本的受害事实，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方面穷尽做出了举证，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但不能是否系被告提供的产品所致进一步举证，而被告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按理无须对自己是否存在过错或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如果法官不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则无法保障案件的公正，也极大的损害了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因此，法官在遇到该情形时，在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遵守公平等原则，应对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即由被告就其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进行举证。

　　四、举证责任再分配时的举证时限要求

通常，法官在庭前是无法判明是否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实践证明，法官只能在庭审中才能准确判明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再分配，如决定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这样，就牵涉到了举证期限是否需延长的问题，如果一方当事人就法官分配的举证责任能在庭审中提供对方所需的“证据”，则无需延长举证期限，如当事人需要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但要审查延期的合理性，此时，案件应延期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