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办法

省政府令第222号


《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实施科教兴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指用公众容易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推广科学技术。

　　第三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科普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第四条科普是公益事业，必须纳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可以采用市场机制运作方式。

　　第五条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公众都应当参与和支持科普工作。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保障科普经费，完善科普设施，加强科普队伍建设，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科普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审议科普工作的重大政策和发展规划、计划；督促规划、计划和有关工作的落实；协调科普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普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制定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的科普工作。

　　第八条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应当组织有关学会、协会、研究会开展科普活动，协助制定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为政府科普工作决策提供建议，支持和指导企事业单位及有关基层科普组织开展科普活动。

　　第九条各级宣传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科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科普工作。

　　第十条学校应当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学生的科普教育，组织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发明、竞赛、论文撰写和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

　　第十一条农业、科技等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加强农村科技培训，建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促进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普及和应用，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倡导科学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切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城镇基层组织及社区应当根据各自特点和生产、生活、娱乐、健康以及公共安全、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需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广泛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步增加；加大对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普及工作的支持力度；扶持农业农村、欠发达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科普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普工作。

　　各级财政安排的科普经费，其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制定。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规范完善科普场馆、设施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当建立科普场馆；乡镇、街道（社区）应当设置科普宣传画廊、橱窗、科普活动室等设施。

　　公共宣传栏和城镇户外广告，应当有科普内容。

　　有条件的科研基地、重点实验室应当向社会开放，举办科普展览、讲座，提供科技咨询和培训；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应当面向社会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第十四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侵占科普场馆、设施。

　　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因基本建设和城市改造确需改变功能、用途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择地重建。

　　科普场馆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改作他用的，应当征得主管部门同意，但一般不得超过十日；期满后，使用者应当恢复原状，不得影响该场馆的功能、用途，不得妨碍开展正常科普活动。

　　第十五条政府投资设立的科普场馆，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向公众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科普场馆应当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功能，对面向青少年的科普活动应当优先安排，并给予减免收费的优惠。政府投资设立的科普场馆在科技活动周、科普节、国家法定节假日应当向公众免费开放。

　　第十六条科普类出版物、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普场馆和高校及科研机构等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科普类公益活动的门票收入、县级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的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从境外购买自用科普影视播映权而进口的拷贝和工作带，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对捐赠财产用于科普事业或者投资建设科普场馆、设施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应当加强科普组织建设，建立健全科普组织网络，提高科普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科普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十八条科普工作者的科普成果，应当作为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工作业绩考核的依据。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应当加强对科普技术、理论研究的组织和指导，扶持科普作品的创作。科技计划应当安排一定的科普研究项目。

　　承担政府科研项目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应当撰写科普文章，宣传科普知识。

　　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有关单位都应当支持科普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对在科普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每年五月的第三周为全省科技（科普）活动周。科技(科普)活动周由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和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系列科技活动。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以科普为名从事伪科学活动的，由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制止，并给予批评教育；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美国许多刑事法律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例如，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为准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依据，美国判例法确定了类型化审查的基本方法。本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阐释判例法理依据的代表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审理经过和案件争点

2007年9月13日，被告人米歇尔·德斯坎普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陪审团定罪，这是一项重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监禁刑。德斯坎普此前曾有5次犯罪前科，其中入室盗窃、抢劫和骚扰等犯罪均系重罪。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检察官依据《武装惯犯法》的上述规定，建议对德斯坎普加重处罚。

德斯坎普主张，其入室盗窃前科并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在该入室盗窃案中，德斯坎普接受了辩诉交易。根据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意图实施盗窃或者任何重罪都将构成入室盗窃罪。尽管入室盗窃罪通常要求破门而入、闯入或者类似的行为，但与大多数州刑法有关入室盗窃罪的规定不同，加州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此，加州刑法的规定比“典型”入室盗窃罪的范围更加宽泛。德斯坎普据此主张，无论其所犯入室盗窃罪是否包含非法进入特定场所的行为，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对称性，都不能将该罪作为《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

华盛顿东区联邦地区初审法院认为，德斯坎普之前所犯抢劫罪、入室盗窃罪和骚扰重罪等前科，均属《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对于德斯坎普的主张，初审法院指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详见下文分析）允许法院查阅特定的文件，包括辩诉交易记录，从而确定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中是否承认自己实施了“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该案辩诉交易记录显示，检察官指控德斯坎普犯罪时破门进入一家商店，德斯坎普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初审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德斯坎普的前科属于“典型”的入室盗窃罪，即《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加重了对德斯坎普的处罚，判处德斯坎普262个月的监禁刑，这比该罪本身应被判处的刑罚多出1倍。

德斯坎普对量刑结果不服，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必须被正式提起指控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当3个前科重罪指控都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加重处罚。

上诉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在量刑时判断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比“典型”犯罪更加宽泛的罪行时，可以通过查阅特定的文件来确定前科的事实基础。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笔录中的认罪答辩，反映出该前科事实符合“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基于修正的类型化方法，上诉法院驳回了德斯坎普的上诉理由，维持了原审量刑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令，认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并不适用于有单一构成要件，但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加宽泛的犯罪。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


二、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两种审查方法

根据《武装惯犯法》的规定，暴力重罪是指任何使用、意图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爆炸物入室盗窃、纵火或者敲诈勒索，或者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且应判处1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为确定被告人的前科是否属于该法所规定的“暴力重罪”，美国判例法确立了类型化方法和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1990年泰勒诉合众国案件（Taylor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确立了“类型化方法”的基本规则，即：比较制定法规定的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即通常所理解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同，或者被后者所包含，该前科犯罪就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相应地，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宽，根据该法认定的前科就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符合“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见，类型化方法关注的焦点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泰勒案件的判决还提到，对于少部分案件可以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即：对于制定法规定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除了审查构成要件，还可以查阅案件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等文件。例如制定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不审阅相关材料，就无法确定被告人的罪行是“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住宅）还是非“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机动车）。因此上述情形下，应当允许法院在量刑时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被告人究竟是基于制定法的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而被定罪。

在2005年谢帕德诉合众国案件（Shepard v. United States）中，泰勒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得到了具体适用。马萨诸塞州刑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除涉及住宅外，还包括船只和汽车。仅凭法律规定本身，无法确定谢帕德究竟基于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被定罪。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材料，包括认罪答辩协议笔录或者法官与被告人的会谈笔录，进而确定被告人究竟是承认闯入住宅还是船只或者汽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需要确定认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只是判断该认罪答辩所涉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相同。近期陆续作出的多个判例进一步强调指出，这种审阅相关法律文件的做法仅适用于制定法规定了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定法有关被告人前科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符合，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宪法的还是实践的理由，上诉法院的做法都是不当的。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德斯坎普案件的判决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判例法规则，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来确定选择性构成要件中的哪个要件是对被告人定罪的基础。如果被告人前科犯罪涉及单一构成要件，就不能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