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2011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5号）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于2011年11月27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1月27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辖有自治县的市的国家机关（以下简称上级国家机关）应当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依法制定具体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传统节日。
每年九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月。
第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组织开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各项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报请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
第六条 省、辖有自治县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级人民政府）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当听取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实现科学发展。
第七条 上级人民政府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上级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和政策性银行贷款，应当增加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
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免除配套资金。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地方事务的，由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确定建设资金负担比例后，按比例全额安排。
第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先进农业机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畜牧水产业，加强畜禽水产优良品种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和种畜、饲料、防疫服务体系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山、水面，发展畜禽产品、水产品加工业。
第九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业，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程，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专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业。
第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水利事业，优先安排水利建设项目，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其余部分应当专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沼气等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改善村容村貌。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实施新能源建设项目和电网建设，提高电网输送能力，帮助农村实施电网改造。
第十三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交通运输业，支持干线公路、乡村公路、航道设施的建设、维护，提高补助标准。
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合理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和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支持矿产资源普查、勘探工作。
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其余部分应当专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耕地占补平衡和农村土地整理。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培育矿业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留成比例，应当高于一般地区。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特色产业，改造提升传统工业，支持建设资源型深加工项目，重点支持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引导产业项目向园区集聚。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
第十七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旅游业，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建设旅游景区、景点及其配套设施，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发展生态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
第十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支持优势产品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劳务合作。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传统手工业品生产，落实有关优惠政策。
上级人民政府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扶持建设农产品、林产品、中药材、矿产品、民族工业用品物流中心，促进贸易发展。
第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享受财政优惠政策。
省财政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省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定额补贴在保持一定总量的基础上逐步增加。
省财政应当加大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源建设力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含津、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
因税收减免政策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部分，上级人民政府在测算转移支付时应当给予照顾。
省、辖有自治县的市的财政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资金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二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提出的税收减免，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及时审批。
第二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拓宽间接和直接融资渠道，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支持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加快保险业的发展。
第二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鼓励和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引进国外贷款和无偿援助，重点用于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
第二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支持民族自治地方高寒山区、库区以通水、通电、通路、通信、通广播电视和危房改造、生态移民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引导和扶持交通不便、生活贫困的散居农户相对集中居住。
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倾斜。
上级国家机关组织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对口支援，鼓励和引导企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力度。
第二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学前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办好普通高中教育、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和特殊教育；加大定向培养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力度，组织和鼓励优秀教师、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任教，对长期在民族自治地方任教的教师，应当提高其待遇。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办好中小学寄宿制学校，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学校对口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薄弱学校。在经济发达地区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或者开办民族中学，其办学条件、教学和管理水平应当达到当地学校的办学标准和水平，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在民族自治地方办学。
上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义务教育经费时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倾斜；安排的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用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补助；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免除中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
第二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高等教育，办好省内高等学校民族预科班，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给予政策扶持。
高等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可以实行定向招生，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考生应当根据情况采取降分或者加分的办法，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和省内高等学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规划，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科学研究开发、实用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和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工作的指导，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指导和支持申报科学技术计划，帮助获得项目经费支持。
第二十七条 上级人民政府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资金，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省人民政府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特色民居、名胜古迹、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第二十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体育交流和协作。
省人民政府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二十九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少数民族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完善县（市、区）、乡（镇）、村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优先安排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项目，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才培养、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等工作；安排的少数民族医疗减免经费应当用于经济特别困难群众医疗费的减免，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三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投入，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医药学，建设民族医药开发基地，促进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推荐符合条件的民族传统药物进入地方基本药物目录，建立健全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供应网络。
第三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指导做好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给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
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少数民族人员。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应当依法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适当放宽报考条件和录取标准，确保一定录取比例。具体办法由录用、聘用主管部门规定。
第三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指导民族自治地方制订人才开发规划，采取措施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干部人才的培训力度，培养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级各类人才。
建立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干部交流制度。上级国家机关有计划地选派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上级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交流或者挂职锻炼，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组织和选派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专业人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上级国家机关鼓励和支持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当地国家机关应当为其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形成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上级人民政府在安排农村危房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社会保障补贴、就业专项资金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倾斜。
第三十五条 对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安排的项目、资金，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规定管理、使用，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
对违反财政法律法规，挪用、侵占、截留上级财政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经费的，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侵占、截留的经费，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张家界市的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参照本规定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优惠。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辖有自治县的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实施本规定的具体措施。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1990年10月27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关键词: 摸索证明/辩论主义/证据交换/证据保全
内容提要: 摸索证明，是指民事诉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无法获知待证事实与相关证据的详细关系时，就证明主题仅进行一般性、抽象性的主张，从而期待通过法院的证据调查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得相关详细证据资料的活动。由于对象的模糊性和手段的不确定性，对于摸索证明能否在诉讼中被采用存在极大的争议。在我国未来民事诉讼相关立法的完善过程中，应当在明确摸索证明地位的基础上，廓清其适用范围及效果，从而促进我国相关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
在民事诉讼中，决定当事人胜败与否的证明责任按照一定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一般由对特定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收集和提供相应证据的任务。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特定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能因各种原因无法获知待证事实与相关证据的详细关系，从而难以获取相应的具体证据，进而无法取得有效的证明效果。此时，当事人可就证明主题仅进行一般性、抽象性的主张，经由法院随后的证据调查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取相关详细的证据资料，从而达到预期的证明效果。此即所谓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因该种证明活动的对象模糊、手段不定，把握不好即可能损及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其能否在诉讼中被采用存在极大的争议。迄今为止，我国尚无对摸索证明的相关探讨，这就直接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展开和运用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障碍。相关研究应从分析摸索证明的基本内容入手，然后探寻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而结合我国的相关制度研习其具体适用，从而对立法的完善和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摸索证明的基本内容
（一）摸索证明的概念和特点
摸索证明（Ausforschungsbeweis）又称为“摸索证据”，[1]最早是德国民事诉讼证据调查程序中的一个概念。所谓摸索证明，是指民事诉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无法获知待证事实与相关证据的详细关系时，就证明主题仅进行一般性、抽象性的主张，从而期待经由法院的证据调查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得相关详细证据资料的活动。换言之，在当事人就其主张或抗辩成立所必要的事实和证据未能充分掌握或了解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他方当事人掌握的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并试图通过该调查程序获取新事实或新证据，进而以该事实或证据作为支持其请求成立的依据。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某一事实的存否及真伪发生争执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和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前提条件。即一般来讲，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首先对可以认定权利存在的事实予以具体说明，当对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有异议时，法院才有必要进行证据调查。但在特殊情形下，即当相关事实和证据偏重于由主张者的相对方持有时，对该事实负主张责任和对相应证据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自然会在证据的提供上出现困难，同时也往往无法就纠纷的产生及经过等事实进行具体说明和陈述，从而导致其在主张证据时难以具体、详细地表明应证事实。只有在对方当事人提出某些证据后，通过法院的证据调查活动，当事人才能进一步知悉并掌握可能作为裁判依据的特定案件事实以及相关的其他证据。由于主张特定事实及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在主张对象上的模糊性和手段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该证据收集和提供的过程充满了探寻及搜索等不确定因素，故被冠之以“摸索证明”之名。摸索证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从性质来看，摸索证明是一种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手段。摸索证明并非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方式，而是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基础的相关证据的收集和提供的手段，[2]即不属于法院认证的范畴，而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畴。但与通常举证所不同的是，当事人的通常举证必须目的明确，否则视为未完成举证任务；而摸索证明的目的则并非十分明确，其乃是一种通过举出目的性不甚明确的证据来促使法院敦促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进而达到最终举证目的的证据收集手段。
其次，从主体来看，摸索证明是由对特定事实承担主张责任及对相应证据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从事的行为。主张责任又称陈述责任，是指当事人如果没有向法院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将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3]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作出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判决时，如果不就一定的事实进行主张，法院自然无法将法规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审理之中，即难以将抽象的法律具体化。与之相应，证明责任则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即会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摸索证明是由对特定事实承担主张责任及对相应证据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从事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从外观上看恰是该方当事人未能完成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
再次，从过程来看，摸索证明会引发法院证据调查程序的开启，进而促使对方当事人提供一定的证据。摸索证明虽然只是主张方就证明主题所进行的一般性、抽象性的主张，但由于证明主题和证明过程的特殊性，法院直接会基于此发动证据调查程序，并在证据调查中促使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
最后，从效果来看，摸索证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主张者提供证据的负担。一般来讲，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提供使待定事实得以充分确定为真的证据，而待证事实本身的具体、明确更是毋需殆言。而摸索证明下，主张者只需对待证事实予以较为模糊、抽象的说明，而对该事实具体的主张及详细证据的提供则在随后进行的证据调查中由法院督促对方当事人提出，这样自然减轻了主张者提供证据的负担。
最典型的摸索证明存在于非婚生子女对生父所提起的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中。原告（非婚生子女）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为其生父。被告尽管没有具体线索，也不能确定具体的对象，但依然主张原告的生母与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男性保持关系。被告为证明其主张，请求法院传唤原告的生母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并进行特定医学上的鉴定。此案中，被告对原告生母与除自己之外的其他男性保持关系进而要求法院在证据调查程序中对其生母进行询问及鉴定的主张即为摸索证明。
（二）摸索证明的主要形态
在摸索证明下，当事人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法院的证据调查程序获悉有利于己方的新事实和证据，再将此类新事实和证据提交于法院，从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结果。细究之下可以发现，摸索证明可因程度的高低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第一，当事人明确陈述待证事实，但未能确定具体证据。如在缔约过失之诉中，原告为证明自己在被告（商场）营业场所跌倒的事实，申请法院传唤当时在场的被告单位某员工出庭作证，其仅能就该员工衣着等做大致描述，未能确定该员工究竟为何人（如姓名、特征及住所等）。再如在违约之诉中，针对原告的主张，被告以原告与第三方签订相关合同为抗辩事由，并要求原告提供商业账簿，以便查明其是否与第三方签订了类似合同。
第二，当事人明确提供相应证据，但对待证事实未能具体确定，仅能概括地作一般性陈述。如在因拆迁事故导致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中，原告申请在拆迁现场的工人甲出庭作证，待证事实为被告施工单位拆迁时存在过失，但未能主张过失的具体情形或事实，即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过失的存在。
第三，当事人对于待证事实和相应证据均未能予以具体确定。如在因产品质量导致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中，原告仅陈述被告产品存在瑕疵，并表明生产该产品的某些文件可作为证据，但对于瑕疵的具体内容和属性却未能予以具体陈述，同时对于有关证明文件的相应内容也不能予以具体提供。
此外，还有一种最初也属于摸索证明范畴的证明行为，即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纯属凭空臆断，毫无依据。[4]如李某偶感风寒，即无端怀疑是与其毫无联系的邻居张某传染所致，便以此为据诉至法院要求张某予以赔偿。此种行为要么是有意识地违背事实真相，要么是完全没有事实基础的“胡编乱造”，纯属当事人举证不能下的“碰运气”之举，自然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更不会导致后续证据调查程序的开启，与上述三种形态实不可同日而语。
二、摸索证明的理论基础和实际运用
（一）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对摸索证明的否定
在摸索证明出现之初，立法和判例并未予以接纳，学界多认为其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基本准则——辩论主义的内涵相悖。[5]辩论主义，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不得超越当事人选择的事实和证据范围进行认定（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虽未使用“辩论主义”一词，但诉讼实践中显然采取相同的做法）。辩论主义具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法院不能采用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资料；其二，法院应当采用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资料；其三，法院在通过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进行认定时，应当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可见，辩论主义从事实的主张和证据的提出角度划定了当事人与法院的角色分工和权利（权力）义务范围，[6]体现了私权自治的民事诉讼基本理念。而当事人为摸索证明时，显然对特定事实和证据并未作出具体的主张，仅是提供了某些抽象的线索，反将具体事实和证据的发掘寄希望于法院发起的证据调查程序，这自然有违由当事人主导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这一辩论主义的精髓，从而与强调私权自治理念的民事诉讼整体构造相抵牾，因而不能承认其效力。
（二）民事诉讼理论发展对摸索证明的承认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贫富分化严重、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层出、缺陷产品致损及商业秘密盗用等各种新型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之相应便出现了诸如污染侵权诉讼、产品缺陷损害诉讼、医疗事故侵权诉讼及专利侵权诉讼等现代型诉讼。在这些诉讼中，民事主体双方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基本上完全丧失，[7]侵权和被侵权的主体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固定下来，原、被告的角色几乎没有互换的可能，而且这种互换性的丧失在诉讼中则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实质地位和掌握武器的不对等。由于诸多在传统民事诉讼机制确立时所不可想象的原因使原告的举证能力大大弱于被告，如果仍按严格意义上辩论主义的要求进行主张和举证，则原告往往会陷入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的境地，从而导致败诉的不利后果，这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实质公平理念。在此背景下，辩论主义的内容得到了部分修正，改变了传统辩论主义完全要求当事人提供诉讼资料、法官不做任何介入的做法，而是在承认由当事人提供诉讼资料的同时，允许法院在必要时对当事人进行阐明（或释明），[8]以协助和促使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从而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摸索证明也因辩论主义内容的修正得以逐渐融入现代民事诉讼。摸索证明可以使一方当事人在因客观原因难以接触相关事实和证据时，通过证据申请开启证据调查程序，在法院的调查下获得具体的事实和证据，从而实质性地实现诉讼公平。可见，辩论主义的修正解决了特定情形下当事人虽不为具体主张和举证，法院却可主动开启证据调查程序的问题，从法院角度确立了摸索证明成立的基础。
（三）摸索证明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