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技术有偿转让试行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在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创造的技术成果，是一种知识产权，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实行有偿转让。为保护技术有偿转让双方的合法权益，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多出快出科技成果，推动技术成果迅速应用和推广，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术有偿转让应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采用合同形式进行。技术有偿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确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技术转让人（以下简称转让方）的技术得到保护，经济上得到补偿和一定利益；使技术受让人（以下简称受让方）能够及时采
用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增加收益。签订合同，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条 有偿转让技术的范围，系指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好的技术成果、生产技术和其它实用技术、技术革新成果以及技术服务项目。
第四条 技术产权
1、凡职务技术成果，产权归社会主义企、事业单位所有，研制人员享受适当的精神和物资奖励。
2、非国家职工，以及在职人员在不影响其工作任务，完全利用业余时间的情况下，个人投资做出来的技术成果，其产权归个人所有。
3、共同技术成果，产权为共同所有。进行技术转让时，需经双方（或多方）共同协商议定。
4、由有关部门下达研制计划，给予全部无偿使用经费，并签订实施合同的专题研制项目，其技术转让，应按合同规定办理。如果需有偿转让给第三方时，必须经下达研制计划的部门批准。
5、承担中间试验的单位，一般不具有技术产权，但有优先接受该技术转让的权利。如果承担中试的单位在中试期间对该技术做出了重大改进，在转让该技术时，应按比例分享产权。
6、对由政府部门投资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应进行充分交流，不得进行有偿转让。由企业单位投资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可以实行有偿转让。
7、对技术产权发生争议时，由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五条 技术有偿转让，分为技术所有权的转让和技术使用权的转让。暂不实行技术所有权的转让。技术有偿转让可分为五种形式：
1、一般性转让。转让方可不受限制地转让给第二家、第三家等。
2、排他性转让。在一定范围（例如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等）、一定时间内，只许转让方和一个受让方两家采用某一技术，不许卖给第三家用于生产。
3、独占性转让。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间里，只许受让方一家采用这种技术，不许转让给第二家用于生产，也不许转让方把这种技术用于生产。
4、可转售性转让。即受让方可以转售这种技术。
5、互惠性转让（交换性转让）。双方都有技术成果，通过协商，可以互相无偿采用对方的某种技术成果或全部技术成果。
第六条 在技术有偿转让中，为保证实行计划经济，维护国家利益，对下述情况，由当地经委或省主管厅（局）负责处理：
1、凡“排他性转让”和“独占性转让”，必须经过受让方当地经委严格审查批准后才可以实行。否则，转让方和受让方规定的“排他性转让”和“独占性转让”无效。
2、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国家可以征用，给予技术持有人适当报酬后，组织推广。
3、对无正当理由拒绝转让的技术持用人实行强制转让，并酌情由受让方给予适当技术转让费。
4、发现盲目重复转让，将造成建设上的浪费时，进行行政干预。国家征用、强制转让和行政干预，由省主管厅（局）行使权利。

第二章 合同
第七条 签订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暂行规定》。
第八条 合同中应详细规定转让技术名称、技术内容、技术要求、验收办法和标准、转让方式、实施办法和进度、完成日期、经费和物资核算、报酬数额、付酬方法和期限、违约责任、奖惩办法、合同有效期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等。
第九条 签订合同应由双方法定代表（即厂长、所长、经理、校长等主要负责人）签字。法定代表如需要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时，代理人应向对方出示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签订的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条 合同依法签订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各方要严格信守。转让方、受让方、鉴证单位各持合同正本一份，做为执行合同的依据。
第十一条 合同的期限由双方商定，一般不得超过三年，特殊情况经受让方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
第十二条 转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1、转让方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有权向受让方收取转让费，但必须向受让方提供实施转让技术的全部详细的技术资料。
2、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提供实施转让技术过程中获得重大改进的详细技术资料，并给予受让方一定报酬，报酬数额由双方商定。
3、转让方要保证受让方实施转让技术，并做好技术服务工作，在技术上负有全部责任，使受让方在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若尽不到责任，达不到预期效果，应赔偿受让方的经济损失。
第十三条 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1、受让方有权实施受让技术，但必须提供实施该项技术的必要条件。对接受的转让技术，未征得转让方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或申请专利。
2、按合同规定，在预定时间内向转 让方支付转让费，如逾期应交罚金。罚金数额为每延期一天，偿付转让方以延期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
3、在合同有效期内，有权要求转让方提供该项技术经过改进的详细技术资料，可适当增加转让费；对于实施本技术的验证数据，如转让方索取时，不得拒绝提供，也不应该索取报酬。
4．遵守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如有违约，应根据不同情况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章 批准、备案程序
第十四条 凡技术有偿转让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由双方将合同副本分别报送其县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及同级科委、人民银行备案。
与国家生产计划直接联系的技术转让项目，必须事先由县以上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受让方主管部门应对签订的合同，在产品方向、布点生产、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技术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进行统筹协调。
第十五条 涉外事项：
1·已经和批准向外国申请专利的技术，要求在国内有偿转让时，需由省经委转报中国专利局备案。
2·已经国家科委批准出口或正在申请出口的技术，仍可实行有偿转让。
3·向中外合资企业转让技术时，应经省科委报国家科委批准，并经省经委报中国专利局备案。

第四章 计酬和收益分配
第十六条 技术转让的报酬，主要根据应用后的经济效益，参考该技术的研制成本计算，具体数额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商定。计酬与付酬，可采用按纯利润提成，按销售额提成，按产值提成或一次总算收费等办法。
转让技术应实行单项核算。
采用从实施转让技术后所增加的纯利润中提取转让费时，受让方应扣除按正常情况由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因素而增加的利润，在其余部分中提取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从产品销售额中提取转让费，其比例为百分之三左右；从实施转让技术后的产值中提取转让费，其比例为百分之二
至三。采用上述三种办法，提取期限均不超过三年。
一次总算收费，可以分期付款。
采用以上四种办法收取转让费，均可在签订合同时收取定金，定金数额一般占转让费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收取定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
在省内，将一项技术转让给两个以上单位时，应逐次调低收费标准，一般按上一次转让费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计算。
属于改善环境、公共卫生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技术实行有偿转让时，应适当调低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技术服务收费办法，参照技术转让收费办法执行。
长期技术顾问（指在需方工作一年以上的），年收费标准：高级科技人员四千至五千元；中级科技人员三千至四千元；初级科技人员二千至三千元。
间断地到需方工作的技术顾问，其报酬按实际工作日计算，日收费标准：高级科技人员二十至二十五元；中级科技人员十五至二十元；初级科技人员十至十五元。
临时性技术指导或座谈，可作为技术交流对待，一般不收费。如果被邀单位坚持收费，超过八小时的，可按间断性技术顾问计算；不足八小时的按小时计算，每小时高级科技人员三至四元，中级科技人员二至三元，初级科技人员一至二元。技术服务，亦可按解决的技术问题计件付酬。


技术服务的报酬，原则上在完成工作后一次付清，也可按月或分期付给。
第十八条 付酬列支方式：
按纯利润定比例分成或按销售额、产值支付转让费时，均由受让方在采用本技术所增加的纯利润中支付。采用上述方法时，应允许转让方查核受让方账目。
按一次总算收费方式支付转让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数额较大的，可作为待摊费用，分期摊入成本。
第十九条 技术转让费的分配原则和具体办法：
1．由政府部门下达研制计划并投资的技术成果，如果政府部门为研制单位提供了全部经费，其转让费可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上交提供无偿经费的部门；提供部分无偿经费的，可参照前一种情况协商处理。
政府部门下达研制计划，在研制过程中只为研制单位提供有偿经费的和自选题目自筹经费的，技术成果转让由研制单位决定。其转让费全部归研制单位。
2．转让方所得的转让费收入与国家实行分成。
转让方每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留给企、事业单位使用；超过五万元的部分，事业单位留用百分之六十，上交国家百分之四十（为尽快改变我省科研手段落后的局面，事业单位组织的收入，从一九八二年算起，三年内全部留用），企业单位留用百分之四十，上交国家百分之六十
。如有特殊情况，报经省科委、省财政局批准，留给企、事业单位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3、企、事业单位留用的技术转让费，应主要用于研制单位的科学技术研究，其数额不能少于留用额的百分之六十；可提取百分之十至十五作为本单位的集体福利费，百分之五至十用于奖励对该技术有直接贡献的技术人员。对于互惠性转让，也应参照此办法执行。一个单位全年发的奖
金总额，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一个半月标准工资的总额。
4．技术服务的报酬，大部分归单位所有，可提取百分之五至十五归外出做技术服务工作的科技人员。

第五章 奖惩办法
第二十条 在实施合同中，由于转让方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使合同提前完成的，从实际投产日到规定投产日期间，生产纯利润的百分之七十归转让方，并将这个比例中的百分之五至七用于奖励有关工作人员。
由于双方共同努力工作提前完成合同的，从实际投产日到规定投产日期间所得的纯利润，双方各得百分之五十，并将所得部分的百分之五至七用于奖励双方有关工作人员。
转让方和受让方实施人员的奖金数额，一般占转让技术主研人员所得奖金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
第二十一条 凡因转让方的技术不成熟，设计不合理，工作人员不认真而造成不能按期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时，对所造成的损失，除按合同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核算赔偿受让方的经济损失外，对转让方工作人员，由转让方酌情给予罚款或行政处分。对严重责任事故者，要依据《刑法》
和其它有关法律规定，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凡因受让方不积极提供实施条件，造成不能按期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时，所造成的损失由受让方负责，并对有关人员进行罚款或行政处分。对造成严重损失的人，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鉴证、纠纷的调解与处理
第二十二条 技术转让合同由转让方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作鉴证单位，其权利和责任如下：
1、负责对合同的合法性和主要内容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或规定的合同，应予改正，否则不予鉴证。
2、负责调解纠纷，调查研究纠纷的事实真相，对纠纷作出裁决。
3、有权收取鉴证费、调解费、仲裁费等，其收费办法与数额，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未经鉴证单位签字盖章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人民银行拒绝支付款项。
第二十三条 在执行合同中，对合同内容有不同理解或发现合同有遗漏、不妥之处，应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双方发生争议时，可由鉴证单位进行调解或作出裁决。如某一方对调解或裁决不服，在接到裁决书之日后十五大内，向对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即具有法律
效力。
第二十四条 受让方因上级主管部门改变了计划和任务，或因故不能继续执行合同时，应在终止合同前一个月通知转让方，已交付的定金和转让费不退。尚未付费的，也必须交付转让费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赔偿费。如转让方已购买了材料、设备等物资，对造成的损失超过转让费百分之三
十的部分，受让方也应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等，造成合同无法实施时，经裁决单位查实后，双方均不得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体劳动者，也适用于本省向外省转让技术。外省单位向我省单位转让技术时，应按转让技术单位所在省的有关规定执行。与外国进行技术许可证贸易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中有关条款如与国家颁布的《技术有偿转让条例》相抵触时，按国家颁布的条例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试行。省政府授权省科委负责解释。



1983年2月5日
伪证罪客观要件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

(李苗苗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刑庭)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伪证行为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然而我国《刑法》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却没有涉及。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本文对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实基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对外国成功立法的借鉴以及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伪证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1]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刑法具有保护权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本身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来保护。”[2] 《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很显然，上述规定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对伪证行为进行约束，因为：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现行的法律只是对有限的作伪证的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列举，并未针对伪证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关规定，致使很多伪证行为排除在追究责任之外，如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故意作伪证问题没有涉及。2、如果说上述缺陷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方法来弥补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给伪证人带来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过这俩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决的。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守法和执法)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有可能选择违法。[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标的数额越来越大，1996年是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万件，上升1 .53倍，诉讼标的金额达2699亿，是1991年的12倍。同样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审结案件是12702件，年均递增 32.9%，解决争议标的金额93亿元，平均每件案件诉讼标的金额为73万元。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行政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4]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即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拘留15日）对于伪证者而言真是“相形见细”。 伪证者提供伪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取得依正当诉讼手段无法取得的非法诉讼利益，如果通过立法将伪证责任者的风险提高，大大超过其因伪证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则伪证行为会大大减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
（三）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与刑事伪证行为性质相同
伪证罪的本质特征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妨害及对司法权威的损害，而国家司法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权以及非讼处理权。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或者行政审判，都是作为整体司法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蔑视国家审判权任何组成部分，都会损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其行为本身也不会因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导致本质的变化。因此，伪证行为本身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性质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进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规定中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轻重不同。伪证行为对刑事审判权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别，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处罚，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法律应当对其提供平等的保护。
二、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实基础
（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第305条及第306条规定的对于伪造证据的行为的处罚都局限于刑事诉讼。这样，除对于涉及伪造相关证件、滥用职权等犯罪的伪证行为可以处以刑罚之外，其他伪证的行为即使再严重也不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由于没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变成虚设。
其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该条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未将其限定在刑事诉讼中，因此，对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刑法仅规定地位较低的指示者、帮助制造伪证者有罪，而对“主角”伪证行为人没有规定有罪。很明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显然没有直接作伪证的行为危害性大，如果对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后者不予追究的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限于刑事诉讼中。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存在于公诉、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三类诉讼中，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性质的。它在实体法上，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原则、强制措施等原则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产生伪证罪，而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产生或存在伪证罪。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就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前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平衡、协调相关规定。
（二）对国外成功立法的借鉴
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论证某一问题时，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对于伪证罪，国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条(伪证鉴定及虚伪翻译)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于法院审理中，对事实为虚伪之证言、检举或鉴定报告或翻译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惩役。证言、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和翻译，系经具结或经举手宣誓加以保证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5]《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193条规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作虚假证据、或捏造虚假证据，以在该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应用者，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七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虚假证据，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三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6]其后对使用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等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一项司法审讯”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说明其范围是不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
由此可见，《刑法》将“伪证罪”限于刑事诉讼中，显然是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扩大的必要。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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