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29号
《甘肃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已经2006年4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陆浩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五日
甘肃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许可实施程序，提高行政许可效率，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许可适用本规定。
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程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三条 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许可的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程序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将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在办公场所、政府网站和政务公开公示栏予以公示。
第六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应当根据需要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示范文本。
申请书格式文本、示范文本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采用国家或本省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文本。
第七条 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情况分别处理：
(一)依法或按规定需要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现场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日内通知申请人到办公现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二)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受理。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
第八条 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行政机关应当确定1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第九条 行政许可依法应由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可以组织有关部门统一办理、联合办理或者集中办理。
组织有关部门统一办理的，应当确定1个部门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由该部门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有关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
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理的，应当确定1个主办部门，主办部门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所需全部材料，并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的办理工作。依法需要到现场核查的，由主办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统一核查。
组织有关部门集中办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置统一的行政许可集中办公场所，实行“一站式”办理。
第十条 实行统一办理的，负责统一受理和送达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转送统一办理的相关行政机关；相关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及相关材料之日起1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送交受理的行政机关。
第十一条 实施行政许可依法应当听证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应当书面告知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权利，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二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需要进行核查的；
(二)申请事项涉及其他行政机关职责和第三人利益的；
(三)需要根据考试、考核、评审、评估或者鉴定的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依法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实地核查的，应当事先告知申请人核查的内容、时间。
核查人员核查时，应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告知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对核查结果，应当制作核查笔录或者现场勘查记录，并作出核查结论。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根据考试成绩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在公布考试结果之日起20日内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20日内不能颁发或者送达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0日，并予以公告，延长以1次为限。
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考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期限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根据检验、检测、检疫的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检验、检测、检疫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应当公示。依法要求申请人到场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场。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的，应当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第十七条 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依照法定的方式，将行政许可决定送达申请人。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送达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行政许可证件。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送达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和行政机关对送达方式和期限另有约定或者行政机关有承诺的，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约定或者承诺的方式和期限送达。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政府网站和政务公开公示栏予以公示，以便公众查阅。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许可决定应当向相关行政机关抄告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抄告相关行政机关。
第十九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且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并建立该申请人的不良记录档案，供有关机关备查。
第二十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变更申请可以参照行政许可申请的方式提出。申请的内容应当包括要求变更的事项、变更的理由，并提供与申请变更事项有关的材料。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和本规定关于行政许可申请审查的有关规定，对被许可人提出的变更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变更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和本规定关于行政许可申请审查的有关规定，对被许可人提出的延续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办理准予延续的手续。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延续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依法视为准予延续，行政机关事后应当及时补办准予延续的手续。
第二十二条 被许可人未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提出延续申请的，该行政许可在有效期届满后自然失效。被许可人需要继续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应当重新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第二十三条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拟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应当事先书面告知被许可人，并说明理由，告知被许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被许可人要求陈述和申辩的，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并作好陈述笔录；必要时，行政机关可以举行听证。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决定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变更、延续行政许可以及主动变更、撤回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实施行政许可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部门依照行政许可法和《甘肃省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规定追究其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对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问题的探讨
商平度
目前，一些法院出于最大化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在确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时，不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的限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违背了在司法裁判中法律适用的原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而且使得交强险业务无法实现长久良性运转，有损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交强险法律制度的实务内涵
《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交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交强险条例，对交强险制度从投保、赔偿到监管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其中，交强险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同年6月19日，中国保监会批复明确了在全国统一适用的交强险条款和费率，审批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自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进入全面正式运行阶段。交强险制度运行近两年后，2007年12月14日，中国保监会进行了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2008年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责任限额、费率水平进行“双调整”，确定了费率调整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内容如下：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规定从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中国保险协会同时对交强险条款的责任限额进行了同步修改，上述基础费率、责任限额和交强险条款构成了目前我国交强险业务中实际运行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一些法院之所以不区分无责与有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认为交强险第23条虽然对此有规定，但保监会并未会同交强险条例要求的有关部门制定责任限额，认为是保监会单独进行的责任限额公告，不能在审判中适用，也不能援引。这是对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保障功能缺乏全面认识。交强险作为一项全国适用的社会保障的强制公共政策，其交强险基础费率、交强险条款、责任限额都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这种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要求，不允许个别地方进行随意变更；按照交强险条例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要求，保监会及有关部门在保险费率、保险条款和责任限额的确定上是整体化考虑设定的，并且要求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并对其进行审核公开。保监会在审批基础费率时，是只考虑交强险业务的成本因素，不设定预期利润率，即费率中不含利润。这样的考虑有利于降低费率水平，有利于广大投保人。交强险条例第23条之所以规定实行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是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有利于减低赔付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费率水平。而无责情况下的分项责任限额，一方面是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无论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均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公平性原则。交强险的赔偿资金来源于广大投保人的保费，分项责任限额的标准设置不仅关系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此交强险条例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投保人经济承受能力，遵循保险行业的风险统计与精算的业务规律，实行社会效益优先与实行商业化运作相协调的经营模式，制定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强制保险分项责任限额。而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对上述内容，在交强险条例发布时，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负责人就交强险条例答记者问中均有明确阐述。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保险具有法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保监会按照该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与制定的交强险费率、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费率奖惩调整和交强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规范，交强险费率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整体。
三、责任限额立法本意的梳理界定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是裁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认识。因此，依法确定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是统一认识的关键。因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在道交法、交强险条例不同条文中出现，需要对有关条文进行文本含义的梳理分析。一是道交法中的规定。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上述两个法条中的责任限额分别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和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因此，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内涵尚不能唯一确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二是国务院依据道交法第十七条的授权，所颁布交强险条例中的规定。第21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与道交法第76条规定一致；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也是抢救费用。但对于抢救费用这一法律概念，在交强险条例第五章附则中进行了解释，第42条规定：“……(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此得出，道交法75条中的抢救费用对应的责任限额范围应当是医疗费。如上所述，交强险条例第23条是对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分项责任限额，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保险人有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有责分项责任限额；另一种是被保险人在无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分项责任限额。对于如何划定被保险人有责与无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范围，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因此，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中的责任限额都是指分项责任限额。对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修正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社会上对第76条的误读明确指出，强制保险在三者险的范围内不是不认过错全部赔偿，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赔，什么情况下不赔，关键词是“责任限额”，是“责任”加“限额”，是讲责任的，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赔偿，怎么赔，责任怎么定，限额怎么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对于责任限额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当以交强险条例的条款文本含义为标准。只有按照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理事故赔偿问题，才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关键。
四、不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后果分析
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使得不盈利不亏损的交强险运行原则落空。如果保监会为维持该项保险业务的整体不盈不亏，势必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这对于广大没有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将是一种极大地不公平。而且，国家频繁调整费率也会导致交强险制度的不稳定。从个案看，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却不是依法保护。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受害人和人身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项目，如果不按照法定的分项赔偿限额，可能导致受害人最需保障的相关项目得不到适度赔偿，导致相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冲突与失衡。举例来说，如果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受害人，财产损失3万元的话，保险公司就要赔偿3万元，而不是有责情况下的分项限额财产损失的2千元；如果有两个受害人，一个在事故中财产损失是10万元，而另外一个受害人是伤亡的情况，涉及的赔偿金也是10万元，按照不分项赔偿的话，两者是同等保护，在12.2万元的总额内，只能是各得赔偿6.1万元。这显然与交强险重点保障人身伤亡的制度安排相悖，对于伤亡的受害人是不会答应的，法官最终可能被迫回调到分项限额赔偿，让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赔偿2千元，使伤亡的受害人得到12万元；如果在司法中出现不分项和分项责任限额并存的情形，那么法官的裁判随意性也将无法控制。从目前交强险费率水平与责任限额保障能力看，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保人的经济承受条件所限的基本保障。以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只能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适度赔偿，但这种适度赔偿是区分保障重点的适度赔偿，不可能完全满足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障，尚需要投保人在交强险之外，对机动车另投商业险予以补充，或者事故侵权人自身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是通过随意加大保险人的法定保险责任，来追求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五、保监会公告、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保监会的《公告》中，已经讲明是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这与法定的交强险条款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保监会单方就责任限额进行了《公告》，认为保监会仅仅是出于行业利益的保护，所审批的交强险条款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对受害人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是一种机械片面的错误认识，这是对保监会的法定职责和交强险条款效力的误读。保监会的法定职责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着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不是保险行业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认为保监会的《公告》无效的话，应当由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查，并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予以纠正，但目前并未撤销，而且在保险实务中一直在运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区分有责无则的责任限额总额12.2万元是《公告》规定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人为相加，如果《公告》无效的话，这种人为相加的12.2万元总额也就没有了出处。作为司法机关不能认为公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责任限额在交强险条款和交强险保单中，交强险的各分项赔偿限额都是分项予以载明的，并无交强险总责任限额的规定。责任限额总额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将有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人为相加得出的总责任限额不能与交强险费率、交强险条款相互对应，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中，财产损失的风险概率是高于人身伤亡的风险概率的，照此赔偿的话，保险公司对此就要用交强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分项限额优先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制度安排，直接危及交强险制度的正常实施。这种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做法，使得交强险条例有关规定被人为规避，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介入了行政立法规制的范畴，是在复杂的保险业务领域创设规则，破坏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定的完整性，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对于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交强险条例第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第38条中规定，保险公司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或吊销许可证。由此可见，交强险条款属于法定险的法定条款，是保监会审批后发布全国的，任何人都不得变更，它突破了传统的保险契约自由约定原则，不同于保险法所规范的商业保险。如果认为交强险条款是损害了受害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通过对第三者伤亡时的约定，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定赔偿义务进行了“缩水”,是对交强险条款的制定主体的法定性和法律效力缺乏正确认识。另外，交强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定免责事项，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事项说明义务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而不适用法定条款的法定免责事项。因此，不能简单的将交强险条款认为是保险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对保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六、对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交强险条例相对于道交法虽然是下位法，但交强险条例是道交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属于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首先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范。道交法作为上位法，是通过其中的授权条款将其责任限额这一原则性规范在交强险条例中进行了具体规定。如果以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原则性表述认为就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责任限额总额，等于否定了交强险条例中的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的文本含义。在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中，在原则规范与具体规范不存在冲突或具体规范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直接从上位法原则性规范中确定赔偿责任限额含义的做法，属于随意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应当首先寻找具体法律调整规范的原则。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在道交法中有原则性规定，又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社会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新型的强制保险业务，应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了解保监会监督管理职能和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综上，交强险业务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保监会依据授权对交强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需要，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七、对最高法有关批复的理解问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关于交强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时，审委会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即“财产损失”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物等财产损毁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狭义的财产损失，故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针对该重大分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作出了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的答复（〔2009〕民立他字第4号）。该批复确认了交强险条例第22条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即医疗费用限额。因此，该批复是遵守了交强险条例第23条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
此外，对于保险公司在抢救阶段与诉讼阶段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的以最高法主张在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为据，认为最高法是将交强险条例第22条保险公司的垫付责任变成了赔偿责任，是对交强险条例规定的突破。这是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最高法主张的误读。在抢救阶段，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与垫付抢救费用，是因为抢救生命的特殊情形和事故责任尚未依法认定所决定的，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抢救对象，是参加交强险、享受保险责任的受害人，并且抢救费用的支付或垫付以医疗费用限额为限，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后，一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而在诉讼阶段，不存在或已经脱离了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事故责任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被告，只要符合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公司承担的就是赔偿责任。因此，不可把保险公司在抢救期间与诉讼期间的责任性质混为一谈。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