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据库著作权保护中的独创性问题

焦璐


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的产生背景是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信息的使用者享受着方便、快捷、全面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信息的收集、发布者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于是，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问题引起了诸多
方面的重视。我在此讨论的是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中的独创性问题。

一、 数据库的定义及简介
数据库（DATA BASE）一词是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为了迅速、准确地从大量相关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计算机界在不同的阶段发展出不同的“数据管理”模式，既人工管理、文件管理和数据库系统管理，区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数据和对之进行管理的文件系统之间的独立程度。可以说，数据库就是在解决数据对程序的依赖中产生的相对独立的文件。在计算机技术界，对数据库的定义是“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合理存放的相互关联的数据的结合”。 数据库可以是原创的“独立作品”，也可以是编辑作品。但在网络上，数据库多半为开放式动态式数据库。如：通过完整详实的气象电脑模型来对实际天气状况进行模拟，既是一种人工智能所合成的多媒体数据库。另一种开放式数据库是由计算机的使用者来控制的，通过事先安装的数据库支持软件，不同的人针对需要输入不同的数据、信息，制成自己所需的数据库或者即使催同一数据库，由于个人所输入的指令不同，终端机屏幕上所显现的形式也会不同，这种开放式的由用户控制的数据库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千差万别。

二、 数据库保护的国际准则
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的国际公约如下：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如下：“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集本，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由于对其内容的选择和整理而成为智力创作品，应得到与此类作品同等的保护，而不损害作者对这种汇集本内各件作品的权利。”该规定说明汇集本可以受到保护，并可以推定保护水平是一般情况下伯尔尼公约对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的水平。
从表面来看，该条规定的范围仅限于文学艺术作品的汇编文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伯尔尼公约不保护其他材料的汇编，如单纯的数据。在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据，该条款特别说明：“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切作品，无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如何。”其后列出的一系列作品种类中虽没有数据库（显然该条款是不能穷尽的），但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即上述条款包含材料的选集和艺术作品，
因而受伯尔尼公约著作权保护，前提是其满足作品的原创性。
1996年12月，WIPO的《版权条约》第五条明确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条款，被认为是具有数据库保护宣言性质的条款。该款规定：“TRIPS协议第十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保护数据库：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以可续机器或其他形式，由于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就受到这样的保护。
该保护不及于数据或资料本身，不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的既存著作权。”
1996年12月20日在日内瓦正式通过的WIPO著作权条约（WCT）第五条有明确保护数据库著作权的规定：“数据库或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取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既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资料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著作权。”外交会议还一致通过下列声明：“本条约第五条数据汇编（数据库）的保护范围和第二条与伯尔尼公约第二条一致，并与TRIPS协议相关规
定同等。”

三、 对数据库的独创性的理解
（一） 独创性的理论分析
依照知识产权组织对公约的解释，公约中的汇编作品包括数据的汇编。由于数据库是作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受到保护的，因而它被要求具有作品的一般属性，即具备独创性并能够以有形的形式复制。伯尔尼公约对数据库独创性的要求是“对材料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成果。”这一点，各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认识基本一致。
也有学者认为，数据库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建立新的主题、新的体系、新的分类方式、新的检索手段、编排格式上”。更有学者认为，“抽掉数据库的具体内容，作者的选择和编排实际上只是一种选择和编排的标准和方法。单纯就这些选择和编排的标准和方法而言,它们实际上属于作品所描述或体现的概念、思想或方法，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
在一些试图对独创性下定义的国家中，提出的标准是“创作”（如葡萄牙和委内瑞拉），或是“智力创作”（如南斯拉夫），或是“个人的智力创作”（如德国），还有“人类才智的创造”（如秘鲁）。另一些国家提出“如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提法都不足以分清独创性和新颖性。有的国家使用了更为清晰的提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巴拿马立法使用的提法：保护“一切个人的智慧、想象的努力或艺术性的产物”，重点在创作的努力上。这同法国理论的定义十分接近。土耳其法的规定是“应当是显示作者个性的智力创作。”
（二） 实践中对独创性的理解
在目前各国的法律规定对独创性的要求有很大差异的情况下，在对数据库的独创性的要求上却有趋同的倾向。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Feist Publications诉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中，抛弃了其著作权法中的“额头出汗”（sweat of brow）原则，认为“汇编作品（数据库）受保护的条件应当是在其内容的选择、协调或编排方面体现为某种程度的创作性”。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Fiest一案涉及的是电话号码本的白页部分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原告Rural电话服务公司编辑出版了包括白页部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用户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黄页部分（按商业分类排列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的电话号码本。Feist出版公司也是电话服务公司，它的服务范围很大，其收集的电话资料包括11个电话公司的已有资料，在没有获得Rural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其中的白页部分。Rural公司遂告Feist公司侵犯著作权。地区法院按照以往的辛勤收集原则判定电话号码本的白页具有著作权性，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奉行“国家追诉主义”，长期以来，被害人的利益被附加在公共利益之上，在一个把被害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一体看待的国家中，前者的利益经常会被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忽视或吸收，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案件中出现公共利益也许被实现，但被害人利益却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甚至被侵害的情况发生，从而引发被害人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不满。而社会上的每个人又都是潜在的受害人，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被害人，如此将使公民对国家司法失去信任。许多研究表明，刑事被害人在遭受心理创伤后，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极易导致人格异化并造成刑事被害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这是诱使刑事被害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法律地位，保障其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使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加入到刑事诉讼当中，使其感受到判决是在其积极有效的参与下做出的，从内心愿意接受这一结果，也就会有利于平复其报复心理，避免私力报复的出现，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当控告人不服“不予立案决定”时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以及适用什么样的复议程序及法律后果，而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院的立案通知后应当在多长时间内立案以及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会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处于空白。这些法律漏洞造成了无法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一是在代理权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被害人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和保障；二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作出规定；三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则没有此权利。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实现，只起补充作用。在审判阶段，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情况下，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在法庭上基本仍然只处于控方证人地位，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既不是起诉人，也没有极为重要的上诉权，构不成完整的诉讼权，被害人只有请求权，而非决定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直接启动二审的权利。据此表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属于独立完整的诉讼主体，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法律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既然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诉讼，将其排除在适用该条件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限制性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二、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在我国民事损害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
　　因此应当统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定，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上诉权，从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我国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科学之处，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应尽快制定《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办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的对象和范围、补偿的数额和原则、补偿的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明确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刘 亮